师说

　　我热爱世界史研究，在临沂大学工作近17年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遨游在世界史学术研究的海洋里。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幸事，我的世界史情缘正是萌发于此。这里是国内英国史研究的重镇，钱乘旦、杨豫、沈汉、陈晓律等先生的授课使我受益匪浅。导师沈汉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学术上养成了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习惯。生活中，我是一个木讷的人，但与沈先生交谈时，我却一改平日的羞涩，变得健谈起来，故成为前后几届师兄弟中和沈先生聊天最多的学生。

　　我的第一篇世界史论文《英国保守党政府的疯牛病对策》就是在研究生期间完成的。按照当时南京大学的要求，研究生毕业时顺利取得学位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所以，撰写这篇论文，是每个在读研究生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撰写论文，首先需要找一个恰当的选题，当时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英国疯牛病问题的报道，觉得这事关英国的食品安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题。于是我顺藤摸瓜，2001年暑期找到了英国刊载《牛海绵状脑病调查报告》(疯牛病是“牛海绵状脑病”的俗称)的网站，下载了这份英文报告的全文。这份文献，发布于2000年10月26日，长达16卷，涉及各种生物学和医学术语，于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可喜的是，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我不仅将它全部读懂，而且还完成了论文基本框架的构思，搜集到不少相关的研究性文献。

　　2002年暑期，这篇论文终于成稿了，其间沈先生帮我润色了不少。一家史学权威刊物录用了这篇论文，并于2003年7月发表。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我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英国的食品安全立法史研究。

　　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了临沂大学(当时还称临沂师范学院)工作。2008年初，我以英国食品安全史研究为选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了立项。那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获得此类项目的教师，都可以拥有个人工作室。自从有了工作室，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外，工作室便成了我进行世界史研究的殿堂，迄今几乎全部的学术成果都曾在这里留下过痕迹。这里的陈设很简单，但我很满足。于陋室中放眼“望”世界，铸就了我的学术情缘，也让我对世界史学科的信心一次次更加坚定。

　　可以说，自从有了工作室，我的世界史的情缘便在世界地图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扎下了根。在这里，我对历史学科、历史研究、历史教学逐渐有了自己的理念和认知。

　　地方高校能不能做世界史研究?临沂大学的前辈伏广存教授、鲁运庚教授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伏广存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从聊城师范学院调到临沂师专(临沂大学前身)历史系工作，开启了临沂大学的世界史研究。伏老师在退休前共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是当时省内知名的学者。我虽没有受教于伏老，但作为晚辈，很幸运地与伏老共事了近7年，伏老对世界史研究的执着让我受益良多。鲁运庚教授在本世纪初开创了临沂大学的世界儿童史研究，至今仍在此领域笔耕不辍，其成果于2017年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鲁教授虽年长我15岁，但我们却是世界史研究中志同道合的伙伴。

　　两位教授坚守初心，默默耕耘，凸显了临沂大学老一辈世界史研究者的学科情怀。在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像世界史这样的人文学科，更需要执着于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没有他们，这里的高等教育便少了些许人文气息，更无从认识人类文明的姹紫嫣红，无异于新时代的“色盲”。

　　我的研究方向从10年前的英国食品安全史，过渡到现在的英国儿童健康史，突出了将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研究，是对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是在反映现实，观照现实，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

　　2008年关于英国食品安全史的项目立项不久，三鹿食品安全事件暴发，几乎摧毁了人们对国内乳制品质量的信心。由此，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我的研究也因此受到学界的关注，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对国内外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我对英国儿童健康史的研究，源于在研究英国食品安全史时，发现了英国牛奶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涉及了国内城乡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如何在政府和社会层面构建儿童福利网络，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我也鼓励我的同事积极将个人研究与社会民生问题对接。一位承担英国妇幼福利史研究的课题组成员，设计了一个对山东省城乡儿童的营养与健康进行调研的课题，为山东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这些颇显“碎片化”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重大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研究者“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而这些社会问题反映到世界史研究中，就是探讨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形式和解决的办法。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我们应该提倡历史研究的时代关怀”，“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应注重总结外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服务、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所以，历史研究所对接的现实问题，看上去虽是“碎片化”的，但实则是对整体史局部细节的挖掘，许多研究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独创性的，其目标是为整体史研究添砖加瓦。所以，整体性、宏观性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目标所在，也是每个研究者的必然归宿。

　　我尝试在世界史教学中强化学生对史学经典的“悦读”，这也是历史教学的重大回归。在课堂上我努力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和研读西方史学经典，并倡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以强化对史学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读书笔记，我主张在总体了解一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后，学生可以研读其中最感兴趣的某一章、某一节，甚至是某一段，并以此作为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构建起自己的“中国眼光”。

　　所谓构建“中国眼光”，就是训练和培养学生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性分析西方史学上的各种观点、学派、思潮和论著。在这一目标下，具体到西方史学某一内容，还有其特定的思政教育价值。在西方古代史学中，比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可以坚定我们的和平发展观;李维在《建城以来史》中对罗马的讴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情感;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定程度上可以见证德育的重要性，等等。

　　我不断尝试把个人的世界史认知带到课程教学中来，强化历史学专业课程的“经典悦读”和课程育人。高等教育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具体到实际教学中，就是围绕学生刻苦读书做好教学工作，激发学生的专业志趣。这志趣正是一个人专注于一项工作最直接的动力。

作者：临沂大学 魏秀春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