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话

　　2020年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很多出版社、期刊报纸、汪迷们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了纪念。汪老有“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美誉，是“近40年最快被经典化的作家之一”。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一辈子从未写过长篇小说，连中篇小说也没有一篇。曾有人质疑：“汪曾祺能写出长篇小说吗?”在不少读者的观念里，一个作家一辈子如果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就很难担得起“作家”的光环。事实上，汪曾祺曾有两部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一是反映故乡高邮运河变迁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二是关于汉武帝生平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但遗憾的是，最后这两个计划都流产了。

　　从20世纪4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起，汪曾祺就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而对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主导体裁颇多微词。在写于1947年的文论《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汪曾祺将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特点逐一进行了别具一格的点评，指出长篇小说的本质是因果，但人的一生是散漫的、不很连贯、充满偶然的，很难找出一条必然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贯穿其中。普遍认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部分是结构，但在汪曾祺看来，结构“根本是个不合理的东西”。他认为长篇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并不贴切，“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是对面，而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是由一个个散碎的片段组成的，短篇小说从中选取片段很容易，而长篇小说要串联构成体系是很难写好的。汪曾祺还认为长篇小说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因为现代小说的读者们“读小说都是抓空，没心思去听作家的长篇宏论，没时间读那么多的抒情、对话、风景描写、心理刻画”。

　　早在1962年致当代散文大家黄裳的信中，汪曾祺就声明“我是只能写短篇，并且也只读短篇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他再次强调：“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是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

　　汪曾祺开始萌发试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应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在给高邮同乡陆建华的信中，他数次提到写长篇小说的打算。1983年5月致信陆建华：“几个出版社约我写长篇，我想回高邮住一阵，但不知在什么时候。”同年9月信中又谈到具体创作题材：“明年，将试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一周后，9月16日汪曾祺致信老家的亲人汪丽纹、金家渝、汪梅珊，提到自己的创作和出版情况，再次表示“我一直想回高邮住住。想写一部反映高邮生活的长篇，也许以运河的变迁为主干。这得用几年工夫”，并透露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两封信对了解汪曾祺的创作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清晰地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汪曾祺已有写长篇的打算;二是他的写作计划是关于运河变迁的现实题材作品，以及关于汉武帝的历史题材作品。

　　此时的汪曾祺为什么改变对长篇小说的“偏见”，产生了试写长篇的念头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人民文学等出版社约稿，不断催促，盛情难却;二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想写一部反映家乡现实题材的长篇，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高邮;三是汪曾祺私下里对汉武帝复杂的人物性格充满好奇心，但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无法容纳过多的内容，而长篇小说的形式更适宜表现这一题材。

　　关于写家乡“运河变迁”题材的长篇小说，汪曾祺是有自己的考虑的。1981年初，《人民日报》向他约写一篇反映家乡巨变的作品。汪曾祺打算写一篇题为《故乡水》的报告文学。初步设想是从家乡遭遇水灾的童年记忆，写到今天的水利建设。为此，汪曾祺请老同学刘子平联系当地水利部门，帮他搜集材料。1981年10月，阔别故乡42年的汪曾祺再次踏上了高邮土地，在家乡逗留了40余日。其间，汪曾祺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了解高邮的水利治理情况。向水利局工作人员借阅《运工专刊》《勘淮笔记》等文献资料，参观江都水利枢纽，详细询问了自流灌溉建设经过。但完稿的报告文学《故乡水》却被退稿，汪曾祺在致陆建华的信中曾谈及原因：“《人民日报》来信说写得生动，但材料太旧，作为报告文学不合适，已退回。”但汪曾祺并未打算放弃，想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融合一定的人物和事件，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从《故乡水》可以看出，汪曾祺非常关心家乡水利治理的情况，因为“我的家乡苦水旱之灾久矣。我的家乡的地势是四边高，当中洼，如一个水盂。……运河经常决口。五年一小决，十年一大决。……旱起来又旱得要命。……我的童年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

　　汪曾祺想写汉武帝题材的小说也非心血来潮。早在1981年6月写给好友朱德熙的信中，汪曾祺就谈到《人民文学》约请他和其他一些作家到承德避暑，“我拟同意。去了，也许会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初稿”，说明他对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的兴趣由来已久。1984年夏秋之交，正参与筹备《中国作家》创刊的石湾向其约稿，汪曾祺许诺“花力气给你写一部有分量的东西——历史小说《司马迁》”，这是拟写的长篇小说的一部分。

　　为何这两部酝酿已久的长篇最终都成为汪曾祺的“未竟之作”呢?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年过花甲，精力不济，此时已有盛名的汪曾祺被各种约稿、采访包围，有不少文债要还，真是应接不暇，疲于应付，没有大段时间静下来集中思考。二是写家乡运河的变迁仅靠了解材料是不够的，汪曾祺还希望能常回家乡感受生活，但高邮老家的住房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早年汪家在科甲巷的祖宅相当宽敞，但历经动荡变迁后，汪曾祺的胞弟和胞妹两家只各剩两间偏房作为安身之所。20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曾三次回乡，每次都向当地有关部门委婉地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自己回家时有个稳定的住所，同时也有个宜人的写作环境。遗憾的是，这个愿望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实现。这使汪曾祺“到我七十岁时，也许能写出一部反映高邮的‘巨著’”的希冀成为泡影。三是汪曾祺一度对创作汉武帝题材作品抱有很大的热情，兴趣和创作重点集中在对汉武帝复杂心理的描写，想在历史小说里反映出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和思考。但到了真正搜集整理资料，试笔写作时，汪曾祺发现此事不易，在1984年8月致陆建华的信中写道：“《汉武帝》尚未着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这，难!” 汪曾祺在权衡之后，最终选择放弃。这也给众多喜爱汪曾祺的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作者：聊城大学 卢军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