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算起，陈尚胜已在教学科研一线耕耘了35年。2019年，他获得了“山东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位沉浸于中外交往历史研究而著作等身、桃李天下的学者。交谈中，对自己获得的众多学术荣誉，他十分淡然，而谈起自己的经历、自己所热爱的科研和教学，他的眼中闪现出光芒。渐渐地，一个儒雅、睿智又充满激情的教师形象在记者视线中清晰起来。

　　1981年，本科毕业的陈尚胜考取了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

　　进入山大读研，正赶上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筹建“中西交通史研究室”。陈尚胜服从安排转到中西交通史专业，师从年届八旬的郑鹤声教授，学习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

在教学中探索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

　　1984年12月，陈尚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此，他的学术生命与人生轨迹，与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留校后，他主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山东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开设中国对外关系史课程，当时全国只有几所重点高校才具备这个师资能力。”陈尚胜说。1986年底，教育部对山东大学历史系下达了“七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编写任务。陈尚胜与系内以及复旦、南大的八位同行一起，历经三年编写出“文革”后首部中外关系史教材，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内一些大学历史系在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时，也纷纷将这部书作为他们的必选教材。”

　　陈尚胜非常重视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他在承担“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本科生教学任务时，一开始就给学生布置阅读原始史料编写资料长编的作业，并要求在读资料长编基础上写读书报告。为了防止有人抄袭他人所编资料长编，他都是提供比听课学生数量多两个题目的选题，譬如“明朝洪武至永乐时期对外政策资料长编”“清朝乾隆时期中英关系资料长编”“清朝乾隆时期中越关系资料长编”等等，要求学生自己选择，但不可重复选题。他指导学生注意涉外问题与内政的关联性资料，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思考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他看来，让学生阅读史料并整理史料，按年、月、日对资料进行排列，历史事件的先后关系才不会发生错乱颠倒。让学生把零星资料连缀成系统，从而避免历史知识的碎片化和浮躁之论。

　　他还是一位要求严格的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他反对在研究生课堂只做单纯性的知识灌输。他带领的中外关系史学术小团队，每年都要根据学界研究新论著，修订教学大纲和参考书，在系统阅读基础上每周进行一次深入讨论，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每个寒暑假前，陈尚胜会给学生列一个书单。开学后，在研究生讨论课上，每次都是以一两个学生为中心做主题报告，其他同学自由提问与讨论，他最后做总结。“他们准备这种讨论课内容十分费力，但在学习与思考方面，却大有收获。”在陈尚胜看来，通过这种讨论课，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才能真正得到训练和提高。

　　进入21世纪，结合十余年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教学，陈尚胜开始思考学科体系问题。他意识到，把中国对外关系史分别划分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虽然照应了史学界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划分，却割裂了清朝前期与清朝后期对外关系演进的完整性，损害了这个分支学科的主体性。他提出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来代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根据他的表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是指1901年清朝在完全采用西方外交制度与礼仪前的中国古代王朝以朝贡体制来主导的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这与后来通过签订条约用“邦交体制”主导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完全不同。“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绝不是只关注“朝贡”本身，而是需要对“册封”与(外国)“朝贡”关系行为、对外政策、涉外思想观念，进行研究甚至是链接关系研究，需要“现代参与”和“对话现代”的意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才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敢于学术拓新，接连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研究

　　自1989年以来，陈尚胜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四项，承担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一项，参加外交部基础研究项目一项，承担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研究项目一项。他设计或应邀主持的这些项目之间所涉领域跨度大，皆是着眼于学术创新。

　　1989年，陈尚胜申报的“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在国家首次青年基金项目评审中获得通过，成为首次立项的青年基金历史类22项课题之一。在这个项目中，他着力探讨明清王朝对外政策演变，探讨从明代的中日关系，向清代的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的嬗变过程。这个项目结项，促成了他的《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著作于1993年出版。

　　1992年，他的课题“明朝海外交通与筹海问题研究”，再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结项后，即出版了著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该书曾被北京的万圣书园评为季度十大畅销书中的第五名。

　　1992年，陈尚胜禀请孔令仁等教授一起向学校提出建立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建立后，根据山东省的地缘特征，他转向中韩关系史研究，他撰写了《中韩交流三千年》，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6年，他以朝鲜王朝派往中国的朝贡使节所写的《朝天录》和《燕行录》为研究材料，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申报课题并获得批准，最终研究成果以《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为书名出版。

　　1999年，陈尚胜参加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承担的外交部“中外文化交流史”项目，承担其中的五卷本中第一卷，阐述自先秦至15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接受这一任务后，他把重点转入自己以前较少关注的考古学材料。这个项目结项时，他的著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于2002年出版。

　　“清朝是闭关的，闭关造成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曾一度是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在陈尚胜看来，“闭关”只能反映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属性，并没有揭示出清朝在国际贸易政策内容上的问题所在。根据他的研究，鸦片战争前清朝国际贸易政策的症结所在，是在于对本国参加国际贸易商民所采取的贸易条件、关税待遇等，完全不及外国来华贸易商人受惠。因此，它只能造成中国商民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2002年，他申报的课题“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这个项目在2006年结项时，被评定为“优秀”，并入选国家社科文库。

　　此时，陈尚胜又全身心转战到另一个课题“清史工程”中。“清史工程”是由当时文化部、教育部等七部委主导的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2005年7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邀请陈尚胜承担《清史·邦交志》(上卷)的纂修工作。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根据项目要求，新修《清史·邦交志》上卷是写清朝与周边邻国的政治关系。陈尚胜根据不同国家分组搜集相关资料，并把清朝资料与具体相关国家资料按时间关系做混合编排，形成清朝与某国家关系资料长编。这个项目原计划5年完成，陈尚胜却差不多前后用了10年时间。他最终资料长编汇总竟达2800余万字，在此基础上写成40余万字初稿，最后正式提交35万字志稿，其间心血可见一斑。

　　2017年，他以“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课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批准，又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同年,他被学术同行推举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坚持国际学术对话和讨论

　　陈尚胜决心做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缘于他与韩国、日本学者一起进行东北亚共同历史研究时，感受到用一国史料讨论三国关系的困境和民族主义对于共同历史的认知障碍，期望通过这个项目，把分散在中、日、韩三国的壬辰战争史料进行整理和翻译，以使研究者突破一国史料的局限。

　　从2017年开始，他每年组织主办“壬辰战争研究(国际)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研究同行来山大一起讨论与交流，寻求基本的历史共识。至去年，已举办了三届。参加研究工作坊的皆是这个研究领域的高水平学者，还有多位著名学者主动报名参会，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自费前来参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许南麟(韩裔)认为，山东大学所主办的壬辰战争研究工作坊，已是一张国际学术名片。在开始这个项目前，陈尚胜就已撰写论文，对韩国学者有关朝鲜供应明军粮饷而造成朝鲜军队解体的观点，指出明朝从山东等地区大量调运粮饷和朝鲜运输体系瘫痪，以及朝鲜军队在明朝出动援军之前就已解体的事实。

　　重视学术讨论与对话，是陈尚胜学术研究的一贯风格。在介入中韩关系史研究之初，他就“新罗人在唐朝是否具有治外法权”展开讨论，并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在《历史研究》和美国Chinese Studie sin History杂志上发表。他连续撰写两篇长文《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不仅论证了明清时期朝贡制度在周邻边境事务和东亚地区多边安全事务上的积极功能，而且揭示出朝贡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关联制度，在内容和性质上的本质差别。而对于有国外学者认为，清朝在1899年与大韩帝国达成的《中韩通商条约》，具有单方面拥有治外法权的帝国主义倾向问题，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一文，结合1899-1900年中韩商民诉讼的多起案例分析，认为这个条约已互有司法主权让渡，双方在治外法权待遇上具有对等性。

　　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介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的东亚区域史，在近20年来尤受重视。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提出“朝贡贸易体系”论，力图揭橥中国在形成“东亚经济圈”中的主导作用。陈尚胜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乃至亚洲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殆无疑义，但把“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主导亚洲经济体系的机制却有问题。他提出“互市贸易体系”论，认为民间商人的国际贸易网络才是影响当时亚洲经济体系的主要机制。而对于有的学者根据清朝在19世纪前40年进出口贸易关税不断增长，来认定鸦片战争前清朝国际贸易繁荣的观点，他创造性地提出“主动贸易”(中国商人出国贸易)与“被动贸易”(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两种国际贸易类型，具体考察了当时关税增长与被动贸易不断扩张的密切关系。他指出，这种关税增长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西方对华贸易扩张和中国商民国际贸易的急剧萎缩。

　　与陈尚胜教授的交谈中，他广阔的视域、突出的学术问题意识和严谨的科学论证学风，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他为何能关注到这么多学术新问题，提出这么多新的创见，他坦言：“我们赶上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伟大时代，现实中对外交往的丰富多彩，正好给我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人提供了求索历史的诸多线索。”

　　陈尚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大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朝鲜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及美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重要高端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作者：王巍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