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质取胜：职业教育主动回应人民群众

对公平优质教育的期盼

部省共建国家职教高地山东专班成员，济南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赵朝晖

“质量”一词在新旧《职业教育法》中从提及1次到提及15次，《职业教育法》因此成为目前我国已经出台的与教育相关的法律中阐述“质量”最多的一部法律，这是职业教育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万物互联”“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产业快速迭代升级所作出的迅即反映，也是职业教育面对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接受更好教育”的期盼的主动回应。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人人有权要求接受更加公平优质的职业教育。当举办有“质量”的职业教育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职业教育最大底色，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尊严”成为职业教育最大追求，“人民性”成为职业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属性和政治立场。

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观，认为环境和人在实践中互相作用、互为关系，环境塑造着人，人在实践活动中改变着环境。大到社会环境，小到教育环境，人与环境是共生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变化，学历高移、技能高位的社会要求，正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学生和家长都期望通过良好的教育实现人生理想，倍增社会价值。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这个时代的应然抉择，也是回应大众关切的实践答卷。

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应然之举。面对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和科学决策。在我国新发展格局确立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内涵功能、发展路向要重新审视、定义和规划，要深刻认识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破旧立新的决心主动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更新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变革职业院校治理方式，从国情现实和文化传统视角重新定位校企合作关系，创新产教融合举措，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力、产业适应力、科技创新力和社会服务力。

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然要求。“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2021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4%，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88.99万人，在校生1311.8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其中高等职业教育本专科招生556.72万人，在校生1603.03万人。但快速扩张的职业教育规模与产业升级发展欠吻合，存在结构性矛盾；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的创新思维和新技术应用能力，与企业用工需求还存在剪刀差。职业教育确立了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地位，并不是将自身封闭起来，也并不是要和普通教育对立起来，是以更高的站位、更开放的姿态、更开阔的视角和思路，建立高质量的上下贯通、左右融通、进出畅通的立体化教育体系，实现与普通教育协同的系统化改革。职业教育要突破“自问自答”“自娱自乐”的社会歧视藩篱，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谋划自身发展，主动融入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竞争，将职业教育建成技术技能创新的孵化器、人力资源转化的助推器和行业企业需求的满足器。

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民生之需。据有关统计，职业院校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贫困家庭，其家庭收入普遍较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既有负性社会身份的自我认知，又有自我地位提升的现实期许，这种矛盾性质的社会问题落在了职业教育的肩头。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职业教育通过学历提升和技能扶智，在增加收入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带动社会阶层流动、促进代际社会地位改善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向作用，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维护教育公平最主要的教育类型。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和人口结构性变化，人民不再满足于“有学上”，“上好学”已经成为新的教育期许，对接受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职业教育期盼是人民群众给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问卷。职业教育不但要满足扶贫扶志的基本需求，还要在更高层次上满足民众“近朱者赤”的教育期盼和心理期待。职业教育要立足经济社会大环境，更新育人理念、做强育人条件、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合建高水平校企融合式育人平台，全面深化“三教”改革，创造能够提供优质教育的育人环境，秉持“有教无类”，为适合的人创造适合的发展道路。

回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本身，以更为宏大的视野、更为开阔的思路，探寻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一是重新审视和定位校企合作关系。职业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提升企业的产业链位置，稳定和扩大企业价值链，因此建立权责利明确、生命共同体式共生共治的校企合作关系，是未来职业教育向高质量位移的最为关键因素。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激励制度，细化法律主体责任，用法律的形式推动构建包括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内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框架。职业院校要走引入和走出双向路径，实现企业资源育人化和学校资源企业化，促进新技术资源、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流动起来，形成“1+1>2”校企合作效应。

二是在新全球化语境下持续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是“四个自信”的重要表征，是极具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类型的代表。职业院校要积极跟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充分利用海外企业平台打造“语言+技能”的教育资源体系，培养全球认可的技术技能人才，建立院校教育品牌，提升海外影响力，吸引当地民众来华留学。

作者：赵朝晖

编辑：王煜玲

审核：周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