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近年来规划和实施的“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形成覆盖全学科门类、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进行了系统性规划，为新时代背景下文科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界和学界也接连推出一批聚焦新文科建设内涵、特征、建设目标等议题的重要论文，对于何为新文科之“新”，新文科的实施路径和理论探索都做了较细致的阐述，并达成一定共识。
一些学者提出，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拓展和深化，其“新”不单是新旧之“新”，更是创新之“新”。确是如此。新文科建设，不能单纯理解为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手段、多学科交叉的跨界思维，更要在保证现有文科核心能力与素养的前提下，因应新的时代浪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断加速升级的全球化、就业竞争和实用技术主义的挑战下，传统人文学科不断遭遇危机。人文科学作为社会创新生产力要素和文化资本的功用被看衰，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科间的条块分割，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都导致文科专业的边缘化和文科生的“不良就业”。对这些问题的超越与克服，是新文科的题中之义。除了技术手段，以及打破学科壁垒的协同之外，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传统文科实现创新性发展，对传统人文化育方式作创造性转化。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个概念最早由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于30多年前提出。他所强调的“创造”是说“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以外，而且还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传统辩证的连续性，在这种辩证的连续性中产生了对传统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产生了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同时这种新东西却与传统有辩证地衔接”。这番说法对我们当下的新文科建设而言，依然有重要的提醒意义，那就是新文科的建设未必唯新是骛，“返本”可能更利于“出新”！
人文学科的“本”是什么？那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人文性的化育和经典的滋养。虽然如前所述，人文学科不断遭遇困境，但据2016年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能力正体现了人文学科的根本，也是人文学科之战略性、融合性和创新性意义所依据的基础。
而要真正返本，则需从返回元典做起。所谓元典是指一个文化体系中具有创造、奠基和源泉意义的历史文献，是那些“不依附于其他而被其他所依附”的伟大著作，通常是关于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本质性问题的思考。元典阅读的意义如识者所言，“可以让学生们接触到许多在人类历史上积累的东西”，即那些“人类在不同群体生活中形成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记忆、经验、教训，积累成为一种共同的被称为是‘智慧’的普适性知识”。这对于现有大学教育中被条分缕析的专业分割成相互分离乃至相互隔绝的“学科知识”而言，是极为必要的纠偏和补充，与古人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的说法异曲同工。
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特别收录《一个培育博士的独特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兼论为什么要精读原典？》一文，谈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元典设置。据林先生介绍，早在1942年，芝大的经济史家乃孚便创办了“社会思想委员会”，为给一些具有潜质的、能够提出“原创性问题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接受科际整合训练与钻研自己问题的环境”。该委员会认为最有效的训练方法就是由一流的学者领着学生进行元典阅读，这样可以突破依赖“二手资料”的恶性循环，使学生获得基本的思想训练，使他们能在“学术生涯的形成时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能力”。“社会思想委员会”开列的元典著作包括《论语》《庄子》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诗学》、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休谟的《人性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也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学巨著，“都是对其著成时代之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的著作，而它们的内容却又都有超时代、永恒的意义”。
总之，这些元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是让学生终身受益无穷的。而超越时代之意义、常读常新和“精微深思”“开广观照”应是元典的基本指标。林毓生还提到“社会思想委员会”为每个学生设计的阅读的书目都不一样，不过都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不包括自己将来专业中的经典著作，二是通常要有哲学、史学、宗教、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元典。这个思路与当下新文科强调的实施大类培养、学科交叉、破除专业壁垒的理念非常相似。
当然，林毓生介绍的这个“社会思想委员会”主要针对的是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而且这个委员会从设置之初，便因过于精英主义而受到批判，何况近些年来，一向推重人文教育的大本营美国的高校也正经历全球化、就业竞争和实用技术主义的挑战。芝加哥大学常务副校长艾瑞克·艾萨克斯在参加复旦大学2017年举办的博雅教育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中就提到，芝加哥大学2014年学习人文学科的本科生比例降到了6.1%，这个数字是1948年开始有统计后最低的，不过艾瑞克校长依然坚持，依托元典阅读的人文性教育依然是大学的核心和使命，也是高等教育界应对时代复杂挑战的当务之急。
山东大学中文学科近年来一直尝试以元典课程建设为抓手，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学科最初设计元典课的初衷是解决学生不阅读和粗阅读的问题，改变浮躁的学风，力图为学生打下更扎实的专业素养，回归文学感受和审美初心。换句话说，元典课以作家作品为课程内容，阅读就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教学设计督促没有阅读习惯的学生进入阅读情境。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元典课的教学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学习能力”和“交流学习能力”，有效规避了课程浅表化、研究范式固化，以及学生视野狭窄、博通不足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与新文科建设的理念若合符节。
扩而大之，新文科建设必然涉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因此也必须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保障，没有守正，不知来路，没有创新，没有出路。在夯实学科基础方面，新技术和新工具更多的是文科发展的有力辅助，而非实质。元典性著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延绵不断的“精神命脉”的源头，依然能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元典教育以返本的形式推动创新，这也应是人文学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
（作者简介：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作者：马 兵
编辑：扈美辰
审核：王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