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密集出台教育政策，政策出台的层级高、密度大，不仅包括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阶段的综合改革，也包括教师队伍建设、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小学生减负、近视防控等内容。随着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出台，教育体制改革四梁八柱搭建起来，已经整体上进入了内部装修的阶段。

教育政策连接着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是教育发展的调节器和指南针，为教育改革发展指明方向。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寄寓着改革者的教育理想。但是，从教育政策的出台，到实现某一教育目标，再到促成特定教育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教育工作者的执行和落实，绝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只有政策，而没有落实，崇高的教育理想、美好的教育理念只能是井中月、水中花。

教育政策的落实，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来说，２０１８年，一场堪称“史上最严”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席卷了所有机构。一年的治理，效果是明显的。但在治理过程中，由于地方教育部门人手紧张等问题，难免出现了一些“以文件落实文件”的问题。某市数据显示，该市证照齐全的机构１０４９所，有照无证约４万所，无证无照的无法统计，粗估规模是学校数的１０多倍。“没有那么多人，只好给培训机构下发文件、签订公约，学校也一样，老师签承诺书，不参加有偿补习，作出承诺了，检查就结束了。”　这样的治理，显然无法满足公众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期盼。治理行动是否实现了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初衷，最终的评判标准不是统计的数据，而是家长和孩子们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在统计数据上“落实”了政策，显然算不得真正的落实。

一些地方落实教育政策的方式也值得探讨。比如针对培训机构教师合规问题，俞敏洪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吐槽，“有些地方在教育部通知下来后，就立即开始检查，甚至到还在上课的教室里要求教师拿出资格证，老师说‘还没考呢’，对方就说‘出去’，拿证后再回来上课。”“考试内容全国统一，回到原籍考，这不是折腾人吗？”种种问题的出现，显然说明地方在执行和落实教育政策时，治理水平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把握好尺度。

教育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并非教育主管部门自己的事情。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尤其是加强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解决乡村学校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等问题。但落实这些政策，不仅需要价值和理念的宣示，还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而这背后是利益的深刻调整。

现实情况是，在一些方面，中央层面的投入能够到位，而地方的投入责任却没有尽到。比如，年初有媒体报道，陕西一些特岗教师工作一年多，却只收到中央财政发放的工资性补贴，本应由地方发放的部分“颗粒无收”，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部分也都没有得到落实。一些地方特岗教师、乡村教师待遇保障落实不到位，既有地方财力情况问题，也与当地教育部门、财政部门、人事部门互相扯皮、协同不畅、投入动力不足有关。不久前《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负担比例，要求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无疑有助于明确教育事权与财权，落实中央财政教育投入责任，确保相关教育政策的落地。

教育政策执行落实受到人力、财力、时间、环境、政策项目的复杂性、价值观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让美好的教育政策落地，让教育政策推动教育改革的发展，让教育政策从纸上的文件变成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政策出台后的重头戏，值得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管理者深思。

编辑：周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