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山东大学，你们曾经见过面，您还向李总理赠送了您的著作。能否回忆一下你们当时见面的情景?

　　曾繁仁：李克强总理来山大时，有一个在《文史哲》编辑部与山大代表性学者见面的安排。学校建议我将自己的《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一书送给总理，原因是学校有关部门和领导认为，这本书表明了我试图在世界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之外建立中国特色的以“天人合一”为文化模式的生态美学的探索，具有一定特色。在送书过程中，我简单地介绍了山大在生态美学方面基本建设的情况。总理关心如何处理中外美学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美学形态，包括如何处理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鲍姆嘉通及康德美学等著名美学流派的关系等。总理在谈话时表现出了很强的专业性。

　　记者：众所周知，山大素以文史见长。作为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您认为山大深厚的文史哲传统在文艺学学科中的传承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繁仁：山大素有文艺学的良好传统：第一，1925年山大在青岛期间，校长杨振生就是从事文学研究的，著名作家闻一多、老舍、洪深、沈从文等人都在山大开设过“近代文艺批评”“文学概论”等文艺美学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华岗校长是文史研究专家，率先在全国开辟了鲁迅研究的传统，组织编写了全国最早的《鲁迅研究》，后来在监狱中又写了《美学论纲》;成仿吾校长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创造社代表人物;吴富恒校长留学哈佛，是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人物瑞恰慈的学生。第二，山大中文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系主任吕荧是重要美学家。第三，山大素有美学研究传统，从孙昌熙、周来祥到狄其骢都是现代美学研究名家。第四，山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编的《文艺学新论》出版于1959年，是第一次明确地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与理论体系建构的文艺学教材。

　　记者：您是生态美学学科的奠基人和主要推动者，您因为什么机缘开始从事生态美学的研究?

　　曾繁仁：我从2001年正式投入生态美学研究事业，20多年来始终坚持。其机缘是受陕西师大刘恒建与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邀请，我在中华美学会青美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上作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主报告，引起较大反响。该文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被多家期刊转载。

　　记者：您是60岁左右才开始生态美学的研究。这个年龄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而您却开始涉足一个崭新的领域，并取得了开创性成就。这种学术探索的勇气，令很多学者佩服不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曾繁仁：我主要是深感于当时我国工业化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国家发展与人民健康。西方200多年的现代化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前车之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步其后尘，美学应该给出自己的反思。而在学术界，人类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力量有所改变。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生态美学领域目前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曾繁仁：生态美学目前关注的问题是：第一，克服传统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论，构建生态美学的人与自然共生整体论;第二，在美学理论中以“诗意栖居”代替“人化自然”;第三，建设自立于世界的中国传统“生生美学”。未来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的建设，中国古典美学体现为以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为文化基点、以“生生不息”为基本内涵的“生生美学”。挖掘中国本土生态美学资源，需要当代学者在中西互证、互应与交流的对话中，建设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之根、又能够为世界学者所理解的美学形态。

　　记者：生态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冲击和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繁仁：主要是对实践美学在根本上加以改变，从哲学根基、美学观念、研究方法上均有重大调整。首先是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由传统的“主体认识客体”以及“人类战胜自然”的认识论模式调整到“此在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存在论”“生态整体论”模式;其次是传统美学观念的转型，使之由漠视自然的“艺术中心论”转变到自然潜在审美属性的重新发现，由形式的“静观美学”转变到“参与美学”的提出;第三，是美学研究方法的转型，由传统美学的“主客二分”研究方法转变到新的“生态现象学”方法，主张一种人与自然的“共生”、感性与理性的“共在”、身体与世界的“间性”。

　　记者：目前国内以及国际上生态美学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

　　曾繁仁：生态美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主要包括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两大块。近十多年来，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目前我们总算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十多年来我连续写了3篇文章并在国际会议上两次发言，在韩国作专题报告，进行了“生态与环境之辩”，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注意。柏林特教授出版专著表示了同情的理解。

　　记者：您认为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曾繁仁：其重要价值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美学智慧。当前，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我国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美丽中国”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生态美学对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对于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

　　记者：您一开始是从事西方美学研究，后来又转向美育研究，现在的重心则是生态美学研究。这一系列转向的背后，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学术脉络的承接?

　　曾繁仁：我学术研究的中心除去学术的兴趣，主要是对人生的关注。西方美学之中现代欧陆现象学存在论美学对于人类生存的关怀，以及席勒的《美育书简》引导我于1981年开始关注审美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美育十讲》;特别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引导我于2001年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

　　记者：生态美学追求“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很美好、很理想的状态。您认为生态美学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启示?

　　曾繁仁：从现代化的角度，没有生态的安全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化;从人权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权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获得健康的生存;从美学的角度，“诗意地栖居”强调眼、耳、鼻、舌、身整个身体参与，是主体与对象、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共在，是一种审美的生存。人只有在审美的存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记者：有学者主张人文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与现实保持一定的疏离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有人认为人文学术研究不是象牙塔，应该密切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曾繁仁：价值中立是西方分析美学的学术立场，我们不同意完全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在历史事实的还原上应该价值中立，但任何研究都包含着评判，评判都是有价值立场的。生态美学研究在历史资料的使用与客观生态环境的呈现上应该价值中立，但生态研究说到底是一种伦理研究，是一种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研究，这是一种责任与良知。

　　记者：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传统美学的“西方中心论”有所改观，东方美学尤其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及其价值被重新评估和认识。这一点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曾繁仁：立足本土，中西融通，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宝贵的财富。但在后现代语境向古代“轴心时代”寻找理论资源的趋势下，中国古代美学遇到了重放光彩的机遇。德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加以借鉴，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于孔子与孟子“仁爱”思想的借鉴，提出著名的“人与自然为友”的主旨等。

　　尤其在生态美学研究中，以“天人合一”为主要文化立场的中国古代美学重放光芒，它的“天人合一”“生生为易”“民胞物与”“道法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心斋坐忘”“万物齐一”“善待众生”等古典形态的生态审美智慧很容易融入新的生态美学建设之中。

　　记者：您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期所受的教育，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曾繁仁：我成长在如火如荼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选择文学理论是试图从一个角度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同时，我是1959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这一时期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大师云集，印象最深的，是高亨先生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陆侃如先生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深入浅出的文风，还有给我们讲授“历代文论”的孙昌熙先生，他特别善于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微言大义，治学非常用功，毕生笔耕不辍，常常组织学术讨论会，尤为鼓励、偏爱学生的发言。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

　　记者：您现在是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桃李满天下。为学及为师，哪个角色让您更有成就感?

　　曾繁仁：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其实这个要求很高，我总觉得自己有差距，无论是知识的传授，还是为师为学，自己都需努力。

　　记者：您对于现在的青年学生的求学以及工作，有什么建议?

　　曾繁仁：基本功的训练最重要，受益终身。

　　记者：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身兼繁忙的行政工作，还曾经担任过山东大学的校长。您怎么平衡学术和行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

　　曾繁仁：人生短暂，每个人都只是宇宙之一瞬，只要能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就是有价值的。我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行政，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是基本责任;2000年山大合校后，我又成为教师，那就好好做一个称职的教师，这都是本分。

　　记者：做学问在您的生命、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曾繁仁：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选择了做学问，即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那是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您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的话，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一下，让我们后学之辈借鉴?

　　曾繁仁：没有什么经验，只是我的老师教育我一个人要有担当。自己努力做到有担当，但总觉得还有差距，还需继续努力。

　　曾繁仁，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及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部召集人。曾获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终身成就奖”、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山东省第五次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等奖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代表论著有《西方美学论纲》《现代美育理论》《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等。

作者：本刊记者 张玉香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