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
张道一先生举起民间美术、工艺美术、艺术学研究的大旗，终身奋进，永无止息，他的使命感影响了我一生；他爱憎分明，刚直不阿，胸怀坦荡，情感率真，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了我一生；他为我在曙光初起时点燃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人生历程。如果没有“从游”于张道一先生的经历，我绝不可能登学问之堂，入学问之室。师恩如海，他是指引我人生第一人……治学最重要的是坚毅的志向、忘我的品质，真学者心思一定要纯粹，心甘情愿沉潜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着目标方向追寻。我建议后学，根据自身优势，从原点出发，找准矿井，孤独地、深情地、坚定不移地深挖下去。
——题记
张道一，1932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齐东县（现属邹平市）九户镇，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是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建人。张道一先生先后执教于南京艺术学院、东南大学、苏州大学，2000年后，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从事学术研究和高等艺术教育工作几十年来，张道一先生提出了诸多具有本土特色、时代特征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推进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初，我在扬州市工艺美术学会宣讲了论文《从我国漆工艺的发展看扬州漆器》，引起省工艺美术公司经理顾信的关注。他让我带着论文参加夏天在连云港召开的江苏省工艺美术史论学会首届年会，把我介绍给艺术史论家张道一先生。张先生与我长谈以后说：“一种人懂艺术实践，却缺乏文史功底，不能搞理论；一种人经过中文或美术理论训练，却不懂实践，理论深不下去，是隔靴搔痒的空论。你兼有这两种人不能同时具备的长处，中文和专业底子都比较厚，应该搞史论研究。”他让我考他的研究生，一问，当时的我已经超龄。张老师说：“你跟着我做研究吧，我收你做私淑研究生。”从此，我成为张道一先生私淑弟子，每年专程去南京向老师求教。后来，国家对研究生报考年龄不再设限，我通过全国统考获得了学位。
认准井眼
1982年，我被工厂选送进修两年美术业已结束，在漆器研究所自己设计、创作漆器展品，探索髹饰工艺的各种装饰潜能，对美术创作有了一定感情。至于研究史论，只是研究所的附带任务，领导并不当真，我也只因兴趣，偶尔为文。听了张老师的话后，我放不下学了半截子的画，我说，我希望“两栖”。张老师说：“搞创作，提高的是一个；搞理论，推动的是一片。”“国外学者很早就进入了课题，中国学者被耽搁的时间太多。抓紧时间，赶紧进入研究吧！”“东挖一锹、西挖一铲是出不了油的，认准井眼挖下去！你有希望出现井喷！”他所说的“井眼”，指漆器研究，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从身边熟悉的生活里寻找学问。老师让我“分清事业和职业”：“在目前事业与职业不能一致的情况下，职业用轻力，事业用重力。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处理工作，每月写两篇文章，每两三年出一部大部头著作，十年以后跳出去！只有书和文章，能充当你跳出小天地的介绍信！”老师用“井喷”比喻治学驾驭自如形成特色，当时的我伸伸舌头，感觉到了压力。老师还用了“跳”这个字比喻跳龙门，身为工人编制的我如何“跳”，“跳”往哪里，老师没有说，更没有预言我能跳出。我心里明白，“跳”得出“跳”不出，得看我自己怎么做。从此，我丢掉了幼稚幻想与彷徨摸索，代之以方向明确目标坚定。我认准井眼深挖不止，直到源源不断出现井喷。今年教师节我去看望老师，老师赞扬我的韧性，赞扬我始终没有乱写，没有写自己不懂的问题，没有故作高深。
不做爬虫
也是在1982年，江苏省科技出版社规划出版江苏省云锦、漆器、苏绣、紫砂“四史”，省工艺美术公司推荐我作为《扬州漆器史》作者。张老师知道以后告诫我说，“第一本书最要夯实根基。如果第一本书走捷径东拼西凑，怕下深入调查阅读原始文献的苦功，做人和治学根基歪了，那就一辈子只能是爬虫，不可能成长为建构自身学术体系的学者”。于是，我开始调查全国博物馆和漆器厂，采访所有与扬州漆器有关的老人，一处处摸清私藏，再加上从头查阅历史文献，从基础调查和基础阅读做起，初版《扬州漆器史》前后撰写了十三年。出版以后，报刊、网络上关于扬州漆器的宣传文章，原始资料几乎都来自这本严肃著作。时隔三十年，《扬州漆器史》又花三年时间进行修订再版。正因为牢记老师当年的教诲，我治学的路才没有走歪。我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在网上找资料找问题。网上的资料是别人嚼过的馍馍，网上的问题是别人发现的问题，面向生活去做田野调查，抓住田野调查和阅读原始文献两头，写出来的书和文章必定都是原创。
出巷子，上飞机
张老师还对我说：“你站在扬州说扬州，是说不准的；要看四边，看全国，还要坐上飞机俯瞰，你才知道扬州的真正面貌，你才能够说准扬州。”打个比方，在巷子里说自己屋子好，是不能算数的；必须坐上飞机俯瞰全局，然后下飞机钻巷子到房子里去调查，才清楚自己这屋子能排第几，好在哪里，又差在哪里。认知自己、认知家乡、认知民族、认知祖国，是一件需要付诸一生去调查和学习的事情，见识越大，胸襟越宽，看问题也就越准。
退休以前，我调查全国博物馆、艺术遗迹与工艺工厂，退休以后，调查东亚各国工坊，观摩东亚和西方各国博物馆藏品，补充调查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髹饰工艺，基本是自愿自发、兴趣驱使的自费行为。从认知乡里，到认知中国，再到认知东亚，《〈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从《髹饰录》出发向古今中外延伸，着意在于统观，在于梳理庞大时空下缓慢形成的东亚髹饰工艺体系，从田野调查搜集资料算起，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甲子。
顺藤摸瓜
茫茫书海，我从哪里入手寻找与我研究方向有关的参考文献呢？张老师教我要“顺藤摸瓜”，“带着专业的眼光精读一本最经典、最接近你研究课题的书，这本书会告诉你许多参考文献，你顺藤摸瓜一本本去找，去看，其他书又会告诉你许多参考文献，连锁生发，藤越摸越多，越理越清，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就形成了”。“顺藤摸瓜法”不愧是初涉治学的学子熟读文献、寻找问题的最好方法。我顺藤摸瓜的第一本书便是《髹饰录》，《髹饰录》抄本上密密麻麻的寿碌堂主人笺证，涉及了大量与髹饰工艺相关的古籍，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甚至没有忠实援引，却成为我寻找与髹饰工艺相关古籍的钥匙。
由老师“顺藤摸瓜”的理论，我从对“藤”的领悟上升到了对“链条”的把握。我理解的“学术链条”是：研究成果延续绝学，有原创性突破，成为后人攀缘时赖以助力的“链条”，也就是后人研究此项课题必须查阅的环节。退休以后，在没有职务获得资源、没有课题提供经费、没有学生深层参与的情况下，我坚持治学，我的几本解说《髹饰录》的专著以及从《髹饰录》生发的专著、几本史类专著如《扬州漆器史》《江苏手工艺史》《中国工艺美术全集·江苏卷·漆艺》《中国艺术史纲》，还有工具性著作《中国艺术论著导读》《中国艺术论著集注与研究》等，正是“学术链条”上的学问，其中一些会被后人使用下去。
前台后台
《扬州漆器史》作为处女作，初写时我尚未摸到治学门径。从编写提纲开始，老师便亲自指导。初稿写成寄给老师，老师把我叫到家中，从中午一直谈到傍晚。对于我初稿资料安排失衡的问题，老师说，“有的材料要放在前台，淋漓尽致地写；有的资料可读性不强，不妨移到注解里去”，“现有标题长长短短，读后印象不深，你不妨每章选用四字成语作为标题，既意思明朗，又读来上口”。《扬州漆器史》出版以后送给老师，老师高兴地说：“你第一本书写了十三年，很好。基础夯实了，第二本书写三年，第三本书写一年，你的书会越写越顺，越出越多。”在我看来，写第一本书就像写博士论文，必须要有名师详加指点，一俟懂得了如何安排引言、章节、结语、注释等一系列写书规范，加上积累渐多，著作自然会越来越多。现在，我有了三十多本著作，老师的预言实现了。
根目录与子目录
我随张老师调入东南大学以后，老师对我的要求更高了。他说：“艺术学把美学请下来，把艺术实践升上去，研究者要具备通史、哲学史、美学史等多方面功底。你过去那些成果，属于艺术学子目录下的子目录。我要求你在根目录上出成果。你在根目录上有成就了，再回到子目录研究上来，将又是一番境界。”他说的“根目录”指艺术学理论，也就是对艺术进行综合研究。年近古稀的老师从图案学、民艺学大步跨越到对艺术原理的研究，他要带领一班人冲刺学术制高点。学科新蓝图使我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新学科生存，就再不能故步自封。我抓紧一切可能读书的时间读书，特别是读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的书；我有意识地在治学中熔铸哲学美学性格。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雕饰，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即物论物，艺术学研究则将形而下研究提升到形而上，既重视广泛调查的实证资料，更必须贯通了解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宗法伦理观念等文化背景。
我在东南大学时做根目录研究，退休后回到子目录研究。我发现，艺术史论研究帮助我拓宽视野、把握方法，使我将百工研究上升为文化研究。百工研究帮助我积累实证资料，使我的艺术史论研究成果宏观不失微观根底。我不是只看博物馆文物，也不是只看工坊，更不是只看书本，我努力做博物馆、工坊和书本的接通工作；我既关注历史，也关注对传统进行熔铸提升的当代作品，我努力做传统和当代的接通工作；我既和当代保持联系，也与当代保持足够距离甚至持有一定警惕。我发现：学问越往深做，越观通不碍照隅，求末皆能归本。
随身带几根钱串子
随着治学的日子渐长，我治学的头绪也逐渐增多，老师劝我学会放松。他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旅游，可以看画展，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但是，要做有心人，将日积月累看到的学到的都往研究课题上想，这样，散见的知识就像碰上了磁铁，或者说，像零散的珍珠找到了穿珍珠的钱串子。读书不怕广，知识不怕琐碎，就怕不是有心人，心里没有磁铁，脑子里没有穿珠子的钱串子，知识的积累就只能是废品的堆积。”从此，我每出门必带艺术史、工艺史、漆艺史几根“钱串子”。我一处一处去看世界文化遗产，一个一个去看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遍一遍去看各省会博物馆，游历了四十五个国家，有的国家一去再去，进入逐国寻找世界遗产、逐省扫荡盲点的阶段，社科院同行戏称我是“女霞客”。古人说学问有经世之学、实用之学、性灵之学。我在经世之学、实用之学、性灵之学之间“跳进跳出”，治学充满了不懈求知的乐趣和诗意生活的趣味。而跨界研究，有专有广，不正是老师治学的特色吗？不正是现代各学科研究的趋向吗？老师的经历证明了：学者有专精有会通，能收能放，比专而无广，或者广而无专为好。
砌房子
初入师门，老师便嘱咐我，“治学就像砌房子。你可以把全国各种现存的、失传的漆器工艺整理出来。这样的工作，功德无量；这样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是王世襄也做不了的”。若干年后，老师又嘱咐我，“从一砖一瓦的累积到构筑自身的理论体系”。老师的嘱咐我牢记心中，从未敢掉以轻心。积累砖瓦的日子是十分漫长的。四十年过去了，拙著《〈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不是实践家一己的经验总结，更与理论家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自觉拉开差距。它以考古资料、传世实物、工坊流程、今人新作、吾国旧籍、异族故书多重证据，参之以外来观念与个人经验，对东亚髹饰工艺作跨越时空的“打通”，着意在于统观，在于梳理庞大工艺体系的技经肯綮；它不仅关注《髹饰录》诞生时代的髹饰工艺，更从《髹饰录》出发向古今中外延伸，关注东亚髹饰工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2014年，我将《〈髹饰录〉与东亚漆艺》面呈老师，战战兢兢问老师：“您看，我有没有建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老师说：“那当然！”并且赠我一首小诗：八咏园中燕，立志飞上天。苦练三十载，长尾又高冠。伫立梧桐上，俯首看人间。世俗繁事多，躬身种桑棉。我终于悟出，真正的学者都是从点上积累砖瓦开始，再到面上的调查，再融通成为立体，编织成为网络。融会贯通并非一蹴而就，只能“功到自然成”。
弹钢琴
作为学者，我既然立志与学术相伴一生，人生计划中就必须有周期长、难度高的目标性研究课题。而按当前社会的考量方法，如果二三十年只出一本难度高的书，其他了无成果，学校不会容你，社会也不会等你，我必须在做长远研究的同时，不断有大小著作出版和长短文章发表，每一部著作、每一篇文章都是重头著作的砖瓦和门窗。这使我常常想起老师的话，“做学问要多头并进，有轻有重，就像弹钢琴，十个指头有轻有重”。处女作出版以后，我手中不是有一本书在写，而是瓜蔓上一只瓜成熟了，大瓜小瓜在成长，有的待施肥，有的待采摘。老师的话成为我治学之路的灯塔，每遇问题，我都会想起老师的教诲。
拖“泥”带“水”
老师曾对我说：“讲课这玩意，一定要拖‘泥’带‘水’。”想到老师讲课时不容置辩的气场，我便被点开了窍。加之我喜欢听课，在工厂期间便不放过一切进修听课的机会，在东南大学与学生同进同出于大讲堂聆听各位大师的讲座，并且完整进修了本校建筑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建筑史”课程，最终被东南大学教务处聘为督察，听年轻教师讲课。我听的课程多如繁星，每次听课我都在思考自己如何学长避短。这让我在教学中很少搬弄八竿子打不着边的空头概念，总是以作品说话，以亲身感悟去感动学生，特别注意与学生的情绪互动。我将自己的讲课技巧总结为“主干分明，花繁叶茂，汤水葱蒜，看人讲课” 十六个字。其实，这正是老师教学方法的发挥。
攒米团子
道一师进入老境以后，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著作却越出越多。其著作多为一个个民间艺术专题，如：《燕尾载春——民间剪纸与艺人》《鸡年大吉——百鸡图》《汉画故事》《蓝花花——民间布画点画赏析》《剪子巷花样——山东民间刺绣剪纸》《纸马：心灵的慰藉》《狮子艺术：造型原理的一个动物典型》等。他把自己的著作比喻成“为艺术学攒米团子”。我理解的“攒米团子”就是“添砖加瓦”，但比较柔性。老师始终用中国的话语说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学问，始终理论联系实际。他治学的特色，我会好好继承下去。我看到老师还像过去那样，津津有味地在图案上贴字抠字，饶有兴味地为自己的书做封面。他装潢的书“土”味十足，真是好看，不由心生羡慕，希望自己八十岁写完手头的著作以后，能再攒几个“米团子”。
尝尝味
今年教师节我去看望老师，老师送我《老鼠嫁女——鼠民俗及其相关艺术》《乡土玩具——人之初的艺术》。书拿在手令我开怀：“老师您现在写这些好玩的书啊！”老师说：“治艺术学，既要精于一艺，更要广泛喜爱，样样艺术都要尝尝味。”他抨击东摘西抄乱写一气的假治学，说“出版社约我写一本郑板桥的书，我态度鲜明，不懂就是不懂，我从不不懂装懂”。我回家后读这两本书，看到张老师将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糅合起来研究了！他的书简直像是给儿童写的，其中洋溢着他返璞归真的童心。陈平原在《念王瑶先生》中说，“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既可敬又可爱的尊长。老师对我说：“做学问好，做学问好玩。”是啊，治学能使学者从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抽离出来，复归灵魂的安稳宁静。我羡慕老师并且决心学习老师，愈老愈通明，愈纯粹。
（作者简介：长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作者：长北
编辑：扈美辰
审核：王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