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

　　潘懋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开拓者。曾任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顾问、海外函授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主任。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顾问。

　　2003年的暑假，我待在学校备考研究生。那时班里有同学要考厦门大学高教所，说那里的高等教育学专业是全国最好的，我便去查询相关信息。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我才知道有一位叫潘懋元的教授，他是全国著名学者，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专业领域里创造了好几个第一，于是我把考研目标改为厦门大学。那年班里有五个人一起考厦大，我们一起学习备考，一起去厦大参加复试，然后一起被录取。

　　2004年4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厦门大学参加复试。我们先从曲阜坐汽车到兖州，由兖州坐火车到菏泽，然后再由菏泽转车一路向南直达厦门。路程真是漫长，尤其是进入江西地界后，火车就一直在大山里穿梭，黑洞洞的隧道一个接一个，但我们丝毫没有觉得疲惫和无聊，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当时年少体健，且心中有梦吧。那时，对学术以及高等教育学这个专业尚缺乏最基本的认识，也谈不上学科或专业情感，所以心里还没有所谓朝圣的感觉，无论是潘先生还是其他老师，于我而言都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授、学者。所谓的“心中有梦”，不过就是从曲阜小城远赴海滨厦门的新奇、激动以及对研究生生活的向往。

　　面试那天，在院办外面的走廊里，我遇到了潘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位年迈的老者，缓缓地走来，看上去十分和蔼，这与一个本科生心中所想象的著名学者的形象很不一样。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是身着笔挺的白色西装，系着整洁的领带，白礼帽黑皮鞋，走起路来器宇轩昂，不怒自威。可那时我看到的潘先生，却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以至于我怀疑自己看到的并不是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后来，我们都深深体验到，先生在学术和工作上总是严于律己律人的，但在生活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他那爱生如子的师者仁心。

　　在厦大高教所及后来的教育研究院，大家都尊称潘懋元老师为“潘先生”，或者说，在研究院只要有人说“先生”，那一定是指潘先生。两年半硕士、三年博士读下来，耳濡目染中，“先生”在我头脑里似已成为一个具有特指意义的符号，潘先生之“先生”，已经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生”，它承载着功绩、荣耀和精神，承载着虔诚的敬仰和爱戴，含有“大先生”之谓。

　　潘先生的周末沙龙在高教圈里几乎无人不晓。在潘先生的带领下，厦大教育研究院的导师沙龙已成为学子们的学术绿洲和精神家园。2004年9月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跟同学去先生家参加了他的沙龙。我本来就见识不多，不喜言谈，何况又是第一次参加沙龙，便很拘谨甚至有些局促，只是静静坐在一旁，聆听大家畅谈时事、抒怀言志。那年，潘先生已有八十四岁高龄，身体依然康健，声音尤其洪亮，中气十足，虽略带些潮汕口音，但干净利落，掷地有声。

潘懋元老师在授课中

　　那个时候，潘先生只给博士生上课。有些爱学习的硕士生便跑去旁听，我也只是站在教室门外听过两次他的课。我们的宿舍没在厦大校内，而是在几公里外的曾厝垵。那会儿也还没有厦大的芙蓉隧道，从曾厝垵到学校只能乘坐唯一的82路公交车。因路程远，交通不便，我们几个男生常常会在学校待上一整天，晚上再坐公交车回宿舍。我们发现潘先生有时会在周末上课，而且课程都是满满一天。连听课的博士生都会觉得累，潘先生却总是保持着十足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2010年9月，硕士毕业工作了整整三年之后，我又考回了厦大教育研究院。开学没多久，潘先生就给我们上课了，讲的是“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课上，潘先生先是按照讲义章节给我们开个头，内容虽简要，却是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然后再由每位学生认领两个专题完成剩下的内容，准备一段时间后，做课堂汇报。汇报时每个人都要先找一位同学做点评，然后接受潘先生和全班同学的提问。第一次做汇报大家就领略到了潘先生作为学者的严谨和严格。我记得，有位同学的汇报不合格，没有通过潘先生的检验，先生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严令重做。在点评和提问环节，先生要求大家要真挚坦诚，有一说一，不能一味地做老好人，只说好话，无关痛痒，因为课堂讨论是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争论、有碰撞，才会有进步。在厦大读博三年，我和好友常常就各自的文章相互辩驳、批判，然后再修改、完善，深感大有裨益，而这正是得益于先生的教诲。

　　我当时选的两个专题，一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二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与对策”。第一个专题汇报后，潘先生批评我不是作报告而是在读课件。第二个专题汇报后，潘先生虽然表扬了我，但还是就我的一个引用文献提出了疑问，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潘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不少课下作业，要求每个人按严格的学术标准完成五篇论文，其中包括两篇读书报告。很多同学都觉得压力很大，甚至有人觉得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潘先生坚持不降低标准，还说完不成作业的就不能回家过年。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同学未按时完成作业，最后，至少有几十份论文交给了潘先生。每篇论文他都用红笔认真进行了批阅。由于年事已高视力不佳，他必须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文字。这几十万字的作业，该是多大的工作量啊!

　　我记得，当时先生就我作业中关于专业调整不应依据市场标准而是应坚持学术标准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反问，意思是说现代大学不能不考虑社会需求，不能不考虑市场标准。潘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创性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他向来是不主张高校关门办学的。后来强调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他还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发展职业教育，这些都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大概是由于老年人手容易发抖的原因，先生批语中的字迹看上去轻飘飘的，但我觉得那每个字都承载着为人师者的一份责任、一份信念,深深触及了我的内心。至今，我还小心地保留着两份先生批阅过的作业，算起来也整整十年了，人生中几番辗转，都一直珍藏于身边，有时还会拿出来看看。

　　2015年，潘先生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暨从教八十周年庆祝会在济南召开。作为会务人员，会务组安排我跟随几位领导和同事去机场迎接潘先生。自从2013年毕业后，我已许久未见到先生，远远地看着他老人家缓缓地走来时，一股糅合着感动、爱戴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在心里汩汩地涌动……

　　潘先生是1920年生人，十五岁时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春风化雨、作育英才的执教生涯，迄今已85年。在很多院友的心里，潘先生的为学为人之道都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而我们则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者、发扬者。

　　2018年，潘先生本色出演了一部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其中有一个片段，先生扮演的林先生说过一段话，说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化性为善，就是要撒播善的种子。我想，这句话就是潘先生人生经历与精神的写照。我在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堂上都曾播放过这个电影片段，每次影片中林先生缓缓地站起一字一句却重若千钧地说出那段话时，教室里总是异常安静，每个人都肃然起敬。希望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去传承、发扬善与美好。

作者：济南大学 张继明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