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名单，山东大学文学院袁世硕教授荣获多项荣誉，参编的《中国文学史》、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分获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二等奖，同时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奖先进个人”。
明镜察形，往古知今。历史是中国社会各个群体观照的深沉疆域，而文学史则是现代人沟通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通道，从过去透视当下，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对于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世硕作为编写组首席专家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教材编写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全面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学历史悠久、文类繁多、代有所胜、诗歌最富的辉煌历史面貌。在时间上跨越了上古神话、先秦时代到近代五四运动时期，思接千载；地域上囊括了中国历史境内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学历史，视通万里。体现出以儒家为主导的人文精神和美学特色，以最充分的文学事实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至于为何要重写文学史，袁世硕这样讲：“中国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一门主要基础课，也成为一门大学科，论著极多，仅文学史就有数百部，这中间争议颇多，近年来理论界引进了一些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反响，议论更新观念，改变方法。”“联系个人的研究体验，有相合者，也有不相合者，于是想把自己的思考、意见表述出来。”
袁世硕经常笑称自己为“幸运”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留校任教时，华岗校长亲自为学校的年轻教师进行马列主义培训。日后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他一直得益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正凝聚了袁世硕60余年的教学、治学心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史这一学科和文学史书写的性质、任务及研究方法作出再思考、再认定，澄清了以往认识和研究中存在的许多模糊问题。将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紧密结合，按照时代顺序，先介绍某一文体的发展演变，然后附上相应的作品分析，互相印证，既脉络清楚，又具体可感。
“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是袁世硕一生治学的八字方针。自立项始，袁世硕即约请了国内知名高校的多位学者。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而且定位为学术著作，要求精益求精，经得住考验。为此，他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都事必躬亲。
由于稿件量大，在教材编写期间，袁世硕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曾两次住进医院。他直接把病房当作办公室，多次召集参编人员讨论稿件。后来，索性每周让学生将稿件打印成纸质版，拿到病床上进行校对。大到一个问题，小到一个标点符号，都用红色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医生劝阻并要求他注意休息，不能过度劳累，他就多次悄悄返回学校和家中工作，在医生查房前赶回。他说：“既然让我做了，我必须不负使命。这份工作无人替代，不敢懈怠。”
袁世硕在书房写作
袁世硕经常说自己“常怀感恩之心，常念相助之人，长存敬畏之意”。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真情流露。他说：“我能承担这部马工程教材的主编，肩负着全国中文专业教学的重要任务，如履薄冰，多亏党和政府信任，还有各位编者的帮助和成全。”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品德、一种责任，唯有感恩，才懂得付出，焕发无穷的力量。敬畏，由恭敬而生尊重、谨慎，长存敬畏之意，方能有取有舍、有进有退、有尺有度，才可谦虚谨慎，不断看到生命中尚需充实的空间，才有不断走向充实的可能。“我总是感觉这套书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还有许多缺陷。”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袁世硕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在不少人眼中，他是位正色危言、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慈爱老人。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路所折服，都会为他幽默风趣、坦荡真诚的话语所感染。他永远那么从容自如，从来都是心平气和，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忠厚而谦和，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局促和紧张。
教材编写中，袁世硕继承了恩师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谨学态度，训释古义、稽考史实，总是力求掌握最充分、最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有关事实，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各个时期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重要的作家、作品，尤其注意吸收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较真”是人们对袁世硕的评价。“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这是袁世硕对每位编者的要求。为了写好《蒙古秘史》一节，他翻阅了大量的“秘史学”资料，厚厚的一摞书稿，从版本到学术史，从汉语本到蒙古语本，从文献到考证，无不涉猎，三易其稿。“写完这部分，感觉自己成了半个秘史学家。”他风趣地说。
教材第八编第四章为《〈聊斋志异〉与文言小说的再兴》，在细致深切地把握了蒲松龄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之后，袁世硕对鲁迅提出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认为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不是为了“志怪”，而是有意识地虚构狐鬼花妖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志。“因为我编的是教材，是要给学生讲的，要讲就得讲正确的，不能胡讲，要讲好。你得对它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理直气壮地去讲。”袁世硕说。
在袁世硕办公室内，略显繁乱的书桌上，摊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页眉上夹满了密密的便签笔记。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他还是坚持不停地思考，惦记着自己未完成的课题和教学任务，一直关注着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沿，永不停歇的思考铸就了他今天的成就。
2016年，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目前，已被700余所本科院校、职业院校选用为教材，总销量达42万余套。阅读这部书，就像乘着一叶扁舟弄潮于知识的浪尖，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书中的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不息，纵横于天地之间，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铸成一把把金闪闪的钥匙，为读者开启智慧之门。
作者：山东大学 张倩倩 刘 佳
编辑：扈美辰
审核：王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