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为人所称道的理念之一。提到这个词，很多人把《论语·先进》的这段文字，作为典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仲由）和冉有（冉求）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道理或者一件事情）听到了就要去做吗？”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对子路，他说：“你还有父亲、兄长（行事前要先请教他们），怎能听到了就去做？”孔子对冉有，直截了当地说：“对，听到了就去做！”

　　这可把公西华搞糊涂了：没有“标准答案”也就罢了，怎么答案竟然相反？孔子解释道：“冉求做事畏缩，所以给他壮胆，让他听到马上去做；仲由胆大冒进，所以要压压他，让他事前多思量。”

　　在我看来，这个场景虽然经典，却局限于性格判断，其对学生的塑造，体现于性格和行为上的“纠偏”。孔子更具深度的因材施教，则着眼于“塑造未来”。这在他和子路、子贡讨论管仲是否“仁”的场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两段文字都出现在《论语·宪问》中——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讨论的主题都是管仲，但提问的角度不一样——这也是两人不同性格、不同格局的反映。子路勇武，他的提问，着眼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公子纠战败后，他的臣子召忽殉节，同样辅佐他的管仲却没有自杀），就事问事，从“勇武”角度提出问题。子贡固然也欣赏勇武，但层次高于子路，提问始于“仁”（“管仲非仁者与”），终于“相”（“又相之”）。弟子提问的角度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有很大差别。

　　对子路，孔子的回答相对简单，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止战就是仁。”管仲和齐桓公不使用武力，却能“九合诸侯”，孔子十分赞赏。子路尚武，这让孔子对他的未来隐隐担忧，甚至做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的预判，且不幸言中。所以孔子对子路未来的塑造，建立于“保全自己、避免死于非命（或死得没有价值）”的基础之上。强调“止战”，克服过于勇武的毛病，子路才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对子贡的回答，更复杂一些。如果说子路是将才，子贡就是帅才、相才，前途不可限量。子贡的提问，也明显表现出了对管仲“为相”事业的关注。孔子有针对性地从军功、民众、文化以及人生格局4个层面做了解答。

　　军功层面，和对子路的回答用词稍异，但没有本质区别。非要说有，那就是更有“天下观”，着眼于天下（“一匡天下”）。更重要的，是涉及百姓层面：“民到于今受其赐”——民众也受益于管仲和桓公。后者虽然在视野上超越了对子路的回答，但依然主要就物质层面而言。仅仅这些，还无法进一步点拨子贡。所以，孔子升华了主题，扩展到了精神、文化层面。

　　“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管仲“相桓公”期间，曾经抵御外族入侵，所以孔子这么说。很明显，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再次高度肯定管仲的功绩。如果孔子把子贡看作相才，那么显然，这段话隐含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国家的相，必须维护、提升这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文化、披头散发，就和所谓“蛮夷”没什么区别了。

　　说完这些，似乎把管仲“为相”的关键点都说到了，但孔子没有止步：“难道管仲也要像普通百姓一样守着那些小节操、小信用，在山沟中自杀却没有人知道吗？”这并不是否定“殉节”，但“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人活着，首先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衡量标准，是老百姓，是国家，是民族，是“国之大者”。这时的孔子，更像思想政治课教师，给子贡上了一堂人生修养课。

　　哲学家一定是向前看的，要立足于大到人类、小到个体的未来。对人类未来，孔子提出“天下大同”的远大理想；对子贡，则强调“一匡天下”，突出“国之大者”。教育，是塑造人的未来；孔子对子贡的指导，又何尝不是为其擘画未来呢？

　　（作者系高级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写作、普及传播工作）

作者：高金国

编辑：白天

审核：周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