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无疑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全书体制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足见此书地位之高重。

　　夏志清先生具备融贯中西之学识、独到深邃之批评视野。书中所提到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在那个时代均非名高于世之人，却独得先生青眼相加，大加赞赏。其中评价张爱玲与钱钟书作品的篇幅，甚至超过了鲁迅。而钱钟书在看到书写自己的篇章时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

　　除却批评本身，夏先生的言语功底也是深厚而富有意蕴的。例如对于生活的评价：“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又如对于张爱玲写作风格的准确描述，“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常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

　　文学批评本身的争议性就在于“批评”二字，因为文学批评而引起的论战亦数不胜数，由此更见思想之交汇、风气之自由，也造就了诸多文学批评名著，远者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近者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等。阅读者往往以一种探索心理去品读作品，批评者本身观点亦会随着时间、人生阅历等而改变，这便需要一个比较豁达的心态去看待诸种批评的差异。也因此，本书最令人称赞的，不是语句之绝妙，不是思路之新奇，亦非见解之离经叛道，而是夏先生胸怀之宽广：“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现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丁的诗篇诚然是西方文化的瑰宝，但假如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民能逃出中世纪的黑暗，过着比较合理、开明的生活，但丁活在那个环境里，庸庸碌碌过了一生，即使一无写诗的灵感，我想他也是心甘情愿的。”朗月清风，着实令人佩服。

　　夏先生的“离经叛道”，不但体现在他言辞犀利，更在于他坚持从美学的角度来品评作品，把社会地位、文学史条件等都放到一边，而着眼于文学价值的拓展。由此，先生评价二十余人，独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赞叹不已，而又以张、钱二人为最。

　　张爱玲本是通俗文学作家，长期被划入鸳鸯蝴蝶派的创作范围，但夏先生以F·R·Leavis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无可置疑的语气宣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又言:“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对于张爱玲本人，作者亦难掩赞赏之情：“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张爱玲善用意象，文笔华美流利，但她的行文内蕴是悲伤的。夏先生引用约翰·邓恩的诗来形容这种苍凉：“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有人说夏先生的写作带有偏见，即对一些作品的严厉批评和对一些作家超乎寻常的青睐。但夏先生的“偏见”并不影响其对左翼作家应有的赞赏，如茅盾的《春蚕》、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这正应了刘若愚先生所言：“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重点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批评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评判，夏先生无疑站在了一个独特的制高点。其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骨高健，读之如明月入怀。余才疏学浅，难摹其精神之一二，故作此文，欣欣然有向往之意也。

　　(作者简介：山东师范大学 齐亦桐)

作者：齐亦桐

编辑：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