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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重读马克思》《历史地思》等著作。

1993年，何中华被评为首批山东大学青年学科带头人，并获“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获第二届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被命名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0年获首批“山东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基金”资助，2002年获首批“山东大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资助，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0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5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中组部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022年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发挥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是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的应有之义。如何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如何探讨和研究哲学、搞好哲学学术传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解决“四问”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带着诸多问题，本刊特约通讯员采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何中华教授对哲学学习、研究、教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认识以及立足“两个大局”面对未来的哲学思考，都有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幸遇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何中华说，他喜欢上哲学，有偶然的因素，也算是一种“邂逅”。回想起来，他的哲学启蒙缘自阅读中学时政治课老师为他们讲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他就从书店里买来了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差不多同时，他读了父亲保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其他单行本作品和几本哲学普及读物。这些机缘，诱发了他对哲学最初的兴趣。“虽然非常幼稚，但也有一些心得，算是一种最原始的自我激励吧。”何中华说。

在何中华看来，能与哲学结缘是他一生的幸运。这对于不善于也不喜交际的他来说，反而有益于内省。老子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他渴望并追求这种状态。“但，这并不是一种刻意的自我疏离。”何中华说，西方哲学家康德未曾离开过哥尼斯堡那座小城，但这并非意味着康德的思想同时代、同实际生活相脱节。相反，康德以其深邃的哲学沉思更本质地介入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要想看透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及其分野的实质，就不能不回到康德提出的问题。因为康德一生所关注的“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两个主题在某种意义上不啻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种“预演”。

何中华说：“我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人生在世，总是要留下一点痕迹。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留下点什么，我更愿意选择哲学的方式。”在他看来，作为凡夫俗子的吾辈，在有限的人生里，要想做成一件事，实属不易。但只要努力了，也就不会愧对人生。就他个人来说，“只有同哲学照面，才会感到自在，真实的自我才能现身……这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因为所从事的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进入哲学，从此安身立命

“哲学是有魅力的，沉思本身也会产生愉悦感。哲学面临的尴尬在于，它的魅力是没有办法被外在地领略到的。哲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内在性。”何中华觉得从可能性上说，人人都是哲学家；但这种潜能的诱发却需要某种锻炼。

“人们面临的尴尬是，只有站在哲学之外，才需要去追问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但外在地去看哲学时，它的魅力恰恰是被幽闭的；当人们内在地去体认哲学，从而领略其魅力时，‘证明’哲学的价值和意义的企图本身，则已变得完全多余。”何中华说，海德格尔主张要“逗留在哲学之中”，而不是逗留在哲学之上或之外；也就是说，对待哲学，唯有取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种态度，才是恰当的，才能够真正同哲学“照面”。这正是内在的态度。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哲学是无趣的、晦涩难懂的。但在很多山大学子看来，何中华的哲学课堂充满魅力，他能在课堂上把玄妙的哲理化为平常，把枯燥变为生动。

谈起哲学教学，何中华认为哲学在归属上不是知识，而是能力，这两者的传授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能力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它很难通过课堂讲授来传递。只有在实际思考中，才能“习得”。这里所说的实践性，不是指学了哲学可以规范自己的行动，而是指实际的思考本身，是思想的实践。何中华认为，这也是古代思想家何以偏好通过与弟子的“对话”和辩难，来实施教育的一个原因。

在哲学教学方式方法上，他的经验是“以问题诱导式为妙，这比那种平铺直叙的高头讲章效果要好得多”。他认为问题可以把学生“带入”特定情境，能够使他们跟着教师身临其境，联系实际思考。而且，在哲学上提出问题远比给出某种可能的答案来得重要，这样可以激发兴趣，这是学习的前提。作为学习者，应该尊重自己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兴趣是一个人潜能的自然流露，尊重兴趣就是尊重自己的潜能。另外，只有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也才会真正感到愉悦，否则就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一个人没有办法先验地知道自己的潜能所在，只有通过兴趣引导，并在不断尝试中，通过“试错—调整”，才能逐步趋近它。

作为沉潜学问多年的学者，何中华认为做学问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哲学来说，他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要训练自己建立思想联系的能力。也就是在别人都看到差别的地方能够看出勾连，在别人都看到联系的地方能够看出分别，而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样就算是成功了。

何中华谦虚地说，他做研究写东西，用的是笨办法。“面对一张白纸，下笔可达千言，这样的能耐我从不具备。我都是在读书的基础上，先做心得笔记，然后积少成多、积腋为裘，积累到足够的程度，最后才敷衍成篇。读、思、写三位一体，相互强化、相辅相成。”他强调读书不能轻忽那些经过时间过滤和历史淘洗过的经典著作，它们是值得信赖的，读经典的过程就是同哲学家一道运思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习得”哲学家的运思方式。不要读那些过于容易读的书。经典之所以难“啃”，就是因为它能提升和改变我们。“读一本书，如果你感觉就像喝白水那般容易，就意味着你同它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层次，如此这般它又怎么能够改变你呢。”他认为记笔记一是可以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二是能够为时间性的思考转化为空间性的意义世界的建构提供条件和凭借，三是有助于更好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所以，记笔记是做学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他寄语现在的年轻人，学习和研究哲学，心态很重要。要平和，尽量做到不卑不亢。心态自卑和自负都非常有害，这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一种是在先圣面前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只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批判精神，以至于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一切都当成自明的东西盲目地接受下来；另一种则恰恰相反，就是不信任已有的任何东西，试图把一切都虚无掉，只有自己的是“横空出世”，充斥着黑格尔所厌恶的那种“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要知道，在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无论是独断论还是怀疑论都是有害的，会耽误人。

在为人为学方面，何中华给人的印象是至诚且真、学养深厚、谦逊可亲，大有古风。他很认可《中庸》里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何中华看来，所谓“诚”，自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吾辈对它只有心存敬畏、心向往之。他认为“诚”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中庸》还讲过，“不诚无物”。因为离开了事物的本然状态，就无法做到《庄子》所说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也就难于成就任何事物，所以俗话说“心诚则灵”。“诚”总是与“敬”内在相关。有诚心自然能“敬”，唯有“敬”方能把事情做到极致。所谓的“敬业”，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态度，是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具备的。“敬”的态度，说到底就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目的性的追求。

“重读马克思”，获得新认识

近年来，何中华致力于“重读马克思”，并从中获得了新的体认和领会，写出《我们今天如何为马克思做辩护》的雄文，为今人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某种借鉴。

何中华指出，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建构所采取的态度是“做”（doing），而非“说”（saying）。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主题化了的哲学，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供人们谈论的对象；只有一种作为运思方式的“哲学”，它是在马克思的实际思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难以找到哲学范畴的定义性的文字。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认为，人存在的最具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基础是实践而非理论。套用笛卡尔的那句话就是“我实践故我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正是实践建构起来的，因此马克思才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他提出“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哲学”是动词而非名词。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作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才能真正与哲学相遇。所以，我们必须“哲学”起来才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何中华认为，虽然我们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未曾过时，反而是超前的。首先，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诊疗学方案”，马克思的学说具有“后现代性”。只要我们没有走出现代性的历史情境，它就不会失去其批判的力量和反思的价值。其次，青年马克思就追求“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这一理想，他还说“哲学的实现也就是哲学的丧失”。再次，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是他提出的“从后思索”，因此他才能超越并克服“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以反思的方式提前把握到了的历史结果。

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哲学思考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对于当下我们身处其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中华认为，“无论是风险还是福祉，我们谁都不是‘局外人’，无法置身事外”。怎么看待这个“大变局”，他的理解是，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和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转型。中国的崛起，其意义是多重的。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古老而智慧的东方民族的一次“凤凰涅槃”，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性和世纪性博弈的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胜利，还是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在21世纪得以重建的一个重要拐点。总之，不可低估。

他直言，人类文明进化得越繁复、越完备，就越是充满种种不确定性。这一点在今天已表现得空前突出了。譬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一夜之间席卷全球，似乎一切都被改变了。它多维度地凸显出我们在常态下永远都难以发现的弱点和短板。它把人类“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关口。这次疫情所造成的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还有待我们花费足够的时间来反思和“消化”。另外，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直面，例如：人工智能在其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中，能否变成同人类相博弈的一种自主力量？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重塑了人们的时空坐标，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活法”，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型文明的来临？它的未知风险又是什么？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留给人类纠错的机会还有多少？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出必要调整？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人类智慧的时刻，一个决定着我们生死存亡的节点。“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以启蒙现代性为精神内核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内在的局限。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摆脱生存危机，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文明的转型，我们或可把新型文明称作“生态文明”。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何中华反对那种躲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院化研究。他认为，哲学应该以其特有的方式介入时代、介入现实。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亲近时代和现实的，它越在直观的意义上游离时代，就越在本质的意义上切近时代；反过来说，越在直观的意义上切近时代，就越在本质的意义上远离时代。他说，哲学不应同时代撅为两截。马克思当年在批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时，曾经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一提示，足以让我们在亲近哲学的时候时时警醒。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哲学来说，社会现实并不是外在的规定；相反，它具有内在的意义。就此而言，脱离现实无异于是对哲学的本性和使命的遮蔽。“哲学说到底不在于思考什么，而仅仅在于如何思考。只要你的运思方式是哲学的，那么无论研究什么样的对象和内容，在学科归属上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纠结于研究什么，重要的是如何研究，即我们的研究方式到底是不是哲学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何中华说。

作者：特约通讯员 王 巍 宋君波

编辑：扈美辰

审核：王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