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当我背着行囊走进虎山那所破旧的学校时，未曾想到，这里会成为我践行“仁爱”二字的起点。那时学校的食宿条件艰苦，母亲常心疼地说：“这样的苦日子，你一个小姑娘怎么熬？”我笑着安慰她：“苦的是环境，但我的心是温暖的。”那时，我下定决心：“就让自己变成一盏灯吧！”

　　工作的第一年，我接手了46名来自11个山村的学生。家访路上，我摔下过山沟，扭伤过脚踝，但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班里有个男孩，父亲酗酒，母亲离家出走。家里三间土房，里间住人，外间养猪。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头发结成了块，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我蹲下身子问他：“愿意让老师帮你洗头吗？”他怯生生地点头。我从井里打来水，烧热，一遍遍搓洗他的头发，泥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此后的每周，我都带他洗澡、换衣，教他整理书包、叠被子。毕业那天，他拽着我的衣角说：“宋老师，我以后也要当老师，像您一样。”

　　班里还有4名像他一样的学生。他们穿着布满破洞的布鞋，书包是用化肥袋缝的。我每月的工资大半用来给他们买文具、交书本费。当我看到学生捧着新书本时发亮的眼睛，听到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说“谢谢宋老师”时，我觉得一切都值得。3年后，这个曾被贴上“落后班”标签的班级，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更可喜的是，46名学生无一人辍学，这在当时的山村简直是奇迹。

　　调入城里的小学后，我继续以“仁爱”精神践行教育工作。2020年，我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接手全校闻名的最难管的“四（2）班”。班里有4名学生被诊断患有多动症，1名患有狂躁症，剩下的男孩们以打架、逃学为“日常”。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粉笔头满天飞，课桌东倒西歪。

　　我没有发火，而是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教室后排。整整一周，我观察了解到：那名朝我扔粉笔的学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窗台边的“小调皮”，和奶奶挤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患狂躁症的女孩，发病时会撕烂所有作业本，只因害怕被继父殴打……原来，每个“顽劣”孩子的背后，都藏着一颗渴望被看见的心。

　　我决定用最笨的办法——陪伴。午休时，我带他们到操场玩“老鹰捉小鸡”；女孩发病时，我紧紧抱住她，哼着儿歌，直到她平静；周末，我会烘焙各种各样的点心，以备在课间与“小调皮们”一起品尝。渐渐地，教室里的吵闹变成了读书声，窗台边的“小调皮”成了纪律委员，撕作业本的女孩开始偷偷往我办公桌里塞手绘贺卡。两年后，5名家长代表找到校长说：“宋老师把我们的‘混世魔王’教成了懂事娃！能不能给她发点奖金啊？”后来，他们升入中学。中考结束后，我得知曾经“四（2）班”的55名学生中，有45人考入重点高中。

　　“仁爱”精神的践行，不只是意味着付出，更有满满的收获。那年，我因病住院，班里学生凑钱买了一篮橘子，篮子里的卡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老师，您要像橘子一样甜，快点好起来！”这些温暖又明亮的字眼一下戳中我的泪点。病房门口，几个男孩踮着脚张望——他们正是当初在教室捣蛋的“刺儿头”。我招手让他们进来坐下，其中一名学生突然抽泣起来。那一刻，我感受到：爱早已在我们之间生根发芽。

　　担任班主任的那些年，我坚持每天最早到校、最晚离校。有人问我：“这么拼，图什么？”我想起那名头发曾结成块的学生，如今成了乡村医生，深受乡亲们的尊敬；想起“四（2）班”的一名女孩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她写信告诉我：“我要成为您这样的老师。”教育的意义，或许就在这些瞬间——当我们用爱点燃一盏灯，光会照亮更远的地方。

　　34年的时光里，我深刻体会到：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不是苛责，而是拥抱。仁爱之心，是教师最崇高的信仰。我愿继续做那盏平凡的灯，在教育的星河里，与万千灯火一起，照亮那些需要的学生们。

　　（作者系日照东港区天宁小学教师）

作者：宋蕾

编辑：白天

审核：周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