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式教学”是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根源，最早可追溯到孔子那里。了解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打破对孔子以及传统经典学习方面的刻板印象。

　　什么刻板印象呢？那就是——《论语》都是“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学习“四书五经”，必须“死记硬背”。古人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嘛！

　　似乎也不无道理。人在年幼时，对很多文字（尤其是文言文、诗歌）难以透彻理解，先凭借脑力背熟，再慢慢感悟，不失为一种快捷的学习方法。当然，弊端也是明显的。“囫囵吞枣”一旦成为习惯，思维就容易固化。这种刻板印象的副作用之一，是捎带着把孔子“标签化”了，仿佛孔子也喜欢死记硬背。

　　事实恰恰相反。孔子的确广闻博记，但绝不死啃书本。孔子曾经问学生子贡：“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端木赐啊，你认为我是广泛地学习，然后努力记住它们的吗？）子贡回答：“然，非与？”（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回答：“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不对，我有个学习方法，叫‘一以贯之’，用一条线把这些知识、学问串起来。”

　　“一以贯之”，就是带着线索、带着问题、带着思考去读书，而不是光靠“读”和“记”。换句话说，孔子读书、学习的时候，他的大脑在主动地加工、消化，而不是简单地堆积和储存。

　　这叫“主动式学习”。启发式教育，就本质而言，也是强化学生的主动性，让其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主动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地读、被动地记、被动地答。

　　孔子有没有将这种思维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启发学生去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呢？答案是肯定的。通览《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进行“启发式教育”的大量实践。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fěi）不发”，意思是：“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对老师而言，这里有两个关键字眼，一个是“启”，一个是“发”。启，可以理解为“开导学生，打开思路”；发，可以理解为“引导学生加以发挥”。

　　“启”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论语·学而》中，子贡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人贫穷但不谄媚，富裕却不骄纵，怎么样？）孔子的回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肯定子贡的说法：“可也。”第二部分则属于引导，帮子贡打开思路：“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但还是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更好啊！）这样的引导，有助于学生提升视野，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问题。

　　“发”，就是发挥，努力做到“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力争让学生“闻一以知二”甚至“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老师说“一”，学生能推知到“二”甚至“十”。老师说得要少，学生的主动性强、悟性高，才会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有一次，孔子对曾子说了一句“吾道一以贯之”，就离开了。这就给学生留下了“悬念”：一以贯之的“道”，到底是什么？孔子离开后，学生们问曾子：“老师是什么意思？”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即“老师的道，就是‘忠恕’二字”。不管孔子是不是有意进行“启发式教育”，也不管曾子的答案是否准确，效果都达到了：老师抛出问题，引发了学生的思考。故意不留标准答案，也是一种“启发”方式。

　　用《论语》中的字眼来诠释，“启发”的关键，在于“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用眼前的事情打比方，推己及人，由此及彼，引导学生把“大道理”和“小细节”结合起来。孔子和子贡在讨论尧舜时，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能从眼下的事情去做，就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仁”是宏大的、遥远的，眼下的事情是切实的；做好自己，影响别人，就是“仁”的开始。

　　启发式教育的反面，是死读书。孔子对此十分反感。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意思是：“熟读《诗经》300篇，交给他一个政治任务，却完不成；让他出使国外，又不能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诗书固然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既能读书，又能从书中“跳出来”，和生活、实践相结合，才算“会读书”。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对老师而言，能够率先垂范地做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做到对学生的“启”与“发”。

　　（作者系高级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写作、普及传播工作）

作者：高金国

编辑：白天

审核：周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