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总量一般控制在10项以内；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共提出8项措施为中小学教师减负，针对性和现实操作性很强。

　　为教师减负的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但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的现象依然在一些地方反复出现，教师肩上的额外负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的变种层出不穷，“负面清单”无法穷尽的地方，课外负累往往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解读《通知》政策创新点时表示，要督促各地把教师减负纳入各级党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点工作清单，避免教育部门“单打独斗”，这指向了中小学教师减负难的痛点与关键。

　　校园中出现大量与课业完全无关的行政任务，本质是权责不对称的结果，这与形式主义在基层泛滥的内在逻辑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一些上级部门将边界模糊的“无限责任”下压至基层，但是并未同步下放相应的权力，包括决策自主权、资源调配权以及拒绝不合理任务的权力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有责无权”的局面，迫使基层用形式主义应对上级的官僚主义。

　　“有责无权”的结构性困境表现在校园里，就是教师无力拒绝学校安排的任务，学校面对上级部门同样难以说“不”。于是，普法宣传、宣讲比赛、社区调查等非教育教学事务不断涌入校园，成为教师肩上“不可承受之重”，直接占用了他们本应用于备课、教学的时间与精力，影响到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积极性，也在处理大量与教育无关的事务中逐渐降低，甚至导致一些有能力的教师不愿意再承担班主任等重要的岗位。

　　为确保《通知》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仅靠教师自己的“抵抗”或学校单方面的“硬扛”是不够的，必须严控外部干预，以刚性约束为学校和教师划界，抵御非教育教学事务过度侵扰。这也是将教师减负纳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框架中协同推进的意义所在。

　　在这种治理思路下，首先要明确学校的职责边界，破解各级行政部门的任务转嫁与变相摊派困局。此次《通知》提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并在数量和频次上对进入校园的社会事务进行限制，就是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撑腰，从源头过滤无关任务，这个治理思路与为基层编制履职事项清单一脉相承。

　　建立审核与清单制度，把不该承担的非教育教学事项和任务减下来，可以让老师和学校清楚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既是减负也是赋能。把非教育教学事务逐出校园，教师才能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

　　同时，还要从考核评价“指挥棒”入手，改进对学校和教师的考核评价方式。《通知》明确，规范涉校涉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不得以发文开会、留痕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这种评价依据的“脱钩”，有助于学校和教师真正从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到最重要的教育教学任务上。

　　为教师减负，是一场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持久战，这需要决心，更需要智慧和韧性。移走教师肩上“不可承受之重”，让他们得以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理想，把更多精力投入研究课程、关爱学生上，这是回归教育本真之举，也是对教师这一职业最好的尊重。

作者：赵晓昕

编辑：白天

审核：周玉森